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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享的逻各斯 ☞“去努力写出下一个真实的句子”——海明威
13/09/2007 大家好最近没更新这里, 写的东西主要在杂志社网站上:http://www.ceocio.com.cn/analysis/ 单向街网站的博客栏里:http://onewaystreet.cn 不过近期文章两个地方都大同小异。 另外又开个博客:http://myidear.cn 但是界面实在没法看,等我再学习怎么改好它,暂时可以忽略它。 27/06/2007 北京生活:黑加伦+双吉士张宁的文字还是那么舒服,只是他在抱怨找房之苦,将近一个月前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我的同学当时脚磨出了水泡,我也没好多少,当时没几天的功夫,两次给我那北京的联通号码充值,每次五十,心疼只能忍着. 昨天领小韩来我住出看房,希望他最终能定下来,这样就周末可以一起去跑各种讲座了,想来就很兴奋! 前天和京京,陈晨吃饭,聊到北京的物价,其实吃东西不算贵,只是刚开始住在中关村,中午从理想国际大厦出来只能去第三极之类的高级写字楼觅食,所谓美食广场其实都是垃圾中国快餐,我发现这种中式快餐确实没有KFC好吃,以后不再轻易批评KFC,Mcdonalds为垃圾食品了,人家做得专业多了.深入北京这座城市,就发现便宜的食品还是蛮多的,6元的mcdonalds双吉士,1元的黑加伦不用退瓶,小区里的烤羊肉串都是5毛钱一串,在天津这些价格都已经绝迹. PS:昨天下班后去军博的mcd吃东西,然后沿着世纪坛走到蓝石,赶上人大徐悲鸿艺术学院毕业展,有发长至腰的男生,波西米亚风格的女孩,像女孩的男孩,像高级画廊里走出来女孩.长安街上总有很艳丽的姑娘,怀疑是央视大楼里走出来的. 15/06/2007 珍重信任给单向街写的文章,我知道放在这有点自恋哈, 还是很荣幸给给单向街写文章的:)
最近常丢书,让大家都颇头痛。 我们希望这里是一个舒适和开放的地方,大家可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随意阅读;也希望在这个信任越来越稀缺的社会里,单向街是可以坚守住我们最后理想的家园。 成远是个可爱的小朋友,也是单向街的铁杆读者。两年来,他见证了单向街的成长。 感谢成远,在一个读者的角度,说出了我想说的话。 珍重信任 文/成远 自从今年一月来北京居住开始,圆明园的单向街书店就成了我的第二家园,而且是个精神家园,因为这间长长的房子里垒满了我喜爱的书籍,我可以随意取来两三本,靠到沙发上,或者一屁股陷进院子里的蝴蝶椅里,舒服自在的阅读。从来不需要存包和接受探测器的检查,也没人介意你将书拿到院子里看。 在书店认识的丁三跟我说过,在单向街不仅没丢过东西,而且偶尔回家还发现自己包里多了本书,原来是不小心捡了别人挑好的书。 允许读者把书借回家的书店我倒是见过,但那多半是店经理对待私交甚笃的老顾客的方式,恐怕不是随便什么读者都能享受这份礼遇。因此,可以不夸张地说在北京以至全国恐怕再没有比单向街提供的阅读条件更宽松的地方了,而且它是平等的提供给每一位读者。 单向街的轻松惬意大概就来自这种松散式的管理,来这里的读者都不约而同的默认着这样的规则:可以随意取书,随意选择坐什么位置,甚至可以把书带到旁边的左右间咖啡,但临走要还回来。 实际上,喜欢来单向街的朋友在听说店里发生了不止一次丢书事件的时候,心情一定是矛盾复杂的。从爱书人的角度讲,很多人都有过对一本书爱不释手,却只能在图书馆阅览室里翻阅的经历,那个时刻,心里是多么希望手中这本好书能置于枕际或书桌,可以供你随时品读或查阅。更有的时候,我们对书的感情达到难以言说的痴迷境界,对一本好书有欲罢不能的占有欲,似乎只有当看着她躺在自家书架上的时候,内心才能获得一种莫名的慰藉。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欲望正威胁着书店的自由氛围,它打破了单向街的主人和来宾们心照不宣的约定。且不考虑将门口放上探测器,店内安装摄像头的糟糕情形,单是店员们无奈的向客人解释为什么不要将书带到院子里看这样的事情,也足已把爱书人之间的信任感降至冰点。 把一些小事件抬高到价值层面来看,或许不符合今天这个消费时代的流行习惯,也许你会认为(我相信来单向街的读者不会这样认为),丢书至多是贪些小便宜,侵占些经济利益的结果,何必扯到欲望,心灵等问题。但是单向街的存在恰恰是可以把经济上的得失放在其次,而不能抛弃它的理想。 正如许知远在《重拾静谧的激情》中说的那样:“我们打算制作特别的书箱,将那些被人遗忘的思想与人物,重新铺展在阳光下。你可以花上一个下午在那个旧世界里游荡。”如果那些书籍中描绘的旧世界的真善美确实在这个重商主义社会中难寻踪迹的话,那么单向街的理想就是恢复那个旧世界的面貌,至少是在你我的心中。 那个世界里应该是些表情单纯的老人和小孩儿,是些在星期日不去酒店却安静地待在苹果树下读书的农民,是那些厌弃跑马场的纷扰喧嚣却去看一场戏的小市民,还可能是那些不去街上唱粗俗的歌却走向田间看日落的工人,他们都是些普通读者。 但愿这些普通读者们能在单向街里好好享受一个宁静的下午,而永远不会看到探测器和监视录像。 05/06/2007 自由之难《工业人的未来》读到"自由社会"的部分,发现德鲁克对自由的阐释也很独特.他认为自由是二元的,自由之概念来源于基督教的人性假说,而并非来源于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虽然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最接近"人生而不完美"的假说.在基督纪元之前,自由不仅在世俗世界没有实现过,而且在哲学意义上都从未出现过,因为只有基督教认为人是生而不完美的罪人,但他又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由若想成立,这两个原则缺一不可. 自由产生于对人类的深刻怀疑,对任何人类抉择的正确性都持有保守态度,警惕人类的错误,同时,自由又必须承认信仰的绝对性,即不能对是非善恶持有相对主义的态度,相对主义会导致的结果是抉择的武断,那意味着对责任的放弃,有选择权而不承担选择的责任就意味这对自由的损害. 因此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应该是一个怀疑的理想主义者,他/她对人的理性抱有警惕,而对价值的绝对性抱有坚定的信念. 周六去听茅于轼老先生的讲座,他强调的"人权"概念,从本源上讲可以做个同义替换,换做"自由",人权实际是一种自主选择权,通常包括行动自由,言论自由,生存权,选举权等,有了这些权利,人才能不受侵害的投身到社会活动中. 茅老先生还阐述了自己的道德观,他的道德观很明显是个人主义的,而这种个人主义在这里必须说一下,好像茅老自己也没有刻意强调,这种个人主义认为,效用(快乐,满足感等等)只有从个人角度出发才能够衡量,没有集体的效用,没有脱离了个人的效用.凡是谈论大公无私,舍己利人的,都要警惕是让被劝说者牺牲自己而成全劝说者的危险.但同时,这种个人主义同样具有二元性,那就是它会考虑别人的权利,真正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是比所谓的大公无私舍己为人更会考虑别人的,好的个人主义是利人利己的个人主义.只有利人利己,即人与我都获益,社会财富才能增加,而其他方式,比如舍己利人,或损人利己,都存在降低社会财富的危险. 这里面讲得的并非"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那么简单的实用主义逻辑.对自由的理解其实是人类社会中误区最多的一个领域,这就是为什么一个自由社会的建立如此之难的原因. 想别人说起《工业人的未来》,得到的回应往往是都后工业社会了,有点过时. 没错,尼葛洛庞帝早在1995年出版的 Being digital 中就宣布了后信息社会将会来临,但是我们在面对世界新的变化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反思新的社会应该按照何种价值来构建,我想,有些价值和原则,不会随着技术所引发的规模和效率的增加而改变什么.德鲁克的在《工业人的未来》前半部分所谈论的如何构建一个功能社会的问题,相当具有现实意义.如果用一句话来评价,我会说,功能社会理论作为一种政治哲学,非常成功的把价值判断问题从人类学和历史学中抽离出来,留给书的后半部分讨论,使本书做到了他一贯的清晰和明了. 24/05/2007 从参股blackstone说开去张亮说:
"好的编辑应该让记者意识到,应付编辑不比应付采访对象更容易."这话说得很好,值得学习. 和下文倒是没什么关系 我本来是想找找张亮最近写没写关于blackstone的报道,他应该早关注了吧,一会继续查 3月份的一期 fortune看到了关于黑石CEO的报道,知道这家全球管理资产额最高的私人股本公司,如今中国政府大胆的参股黑石,这一步棋走得很漂亮. 有很多学者说,目前胡 温政府有左派倾向,我同意这一点,但更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所说的左派是承认市场的作用和贸易全球化,自由化会给更多人带来福利的"新左派",而抱有新左派 立场是为了这种福利不只是让少数人享有,实际上贸易自由化的好处应当是惠及所有人的,尤其是使得中下阶层的生活成本更加低廉,而不是现在这种买不起房子的 状况. 总之,参股黑石是一笔花对的钱,下一步关注,谁去做了黑石的董事,从黑石学到的东西会教给中国人什么. 最 近读了些描述日本社会经济状况的书,我对日本向来没有民族仇视情绪,不过我真的对日本这么多年的失败感到有些绝望,不过日本人的特质似乎就是能在一夜之间 化绝望为力量,实现惊世大逆转,相比来说,我觉得中国人比他们聪明得多,日本人动辄就走极端,而中国人讲中庸和谐之道,中庸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很快的为了现 实利益去走极端,可以矫枉过正,但是马上就回来了,日本人就很难回来,直到被逼无奈去走向下一个极端.总之,我觉得日本人其实够笨的,重申一下我没有民族 情绪. 对于民族国家这个词本身,我倒有种极端情绪. 我觉得,"民族国家"对于今天的世界来说是个愚蠢的发明,荒 谬的概念,除了给一些利益集团提供庇护的理由和引起不必要的贸易摩擦甚至战争以外,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包括我在内,今天的很多中国人,都还无法摆脱这种情 绪,比如看到中国的杰出人物和世界其他国家国家的杰出者站在一起,仍然很兴奋,中国政府的愚蠢的或着明智的经济,外交表现仍然令我们懊恼或者振奋.我们这 代人还抛不掉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可能是人都需要找到归属感,目前的民族国家概念恰恰提供这中归属感,而代价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得各种国家间的摩擦甚至 战争吧.说到底,我还是认为,民族国际概念早晚要被抛弃掉,而取代它的更好的概念还需要现实世界变化进一步促使它的形成. 06/05/2007 我的五一北京生活我在圆明园东门公车站的老马家坐下,点了颇丰盛的食物:烤羊腿,鸡翅,脆骨,凉菜和扎啤(我在北京的三个月只喝过三次啤酒,若不是天热,又不想再喝甜可乐了,我自己是不会去买酒类的).然后一个原先在经济学人翻译论坛认识的朋友突然出现在眼前,他也去单向街看晚上放映的记录片的,于是坐一起随便聊⋯⋯ 写得毫无重点,其实我是想说,我吃了很多东西,我回家后又买了薯片,花生,巧克力派,还有昨天买的牛奶和酸奶,一起吃,我都惊讶我这个不爱零食的人怎么能吃这么多种东西. 这就是我在北京过的日子. 对了,不仅什么都吃,还从不锻炼⋯⋯ 论坛的朋友年纪比我大,一眼识别了我的状态,刚工作,单身,终于过上自由生活,还暂时不用想房子,婚姻和贷款,昨天看到李翔msn的签名,是里尔克的诗《秋日》,写在这个五月也挺合适的: 秋 日 主呵,是时候了。夏天盛极一时。 把你的阴影置于日晷上, 让风吹过牧场。 让枝头最后的果实饱满; 再给两天南方的好天气, 催它们成熟,把 最后的甘甜压进浓酒。 谁此时没有房子,就不必建造,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就醒来,读书,写长长的信, 在林荫路上不停地 徘徊,落叶纷飞。 17/04/2007 一个不看《三联生活周刊》的理由前些天买了本三联生活周刊,原因是有王小波的专题报道,采访很深入,角度也好,大概三联保持这种状态很久了,只是我很偶尔才买它,我上次掏钱买是鸟巢的设计方案刚出来,以这个设计为封面,很久了阿,其他都是随便借来翻翻。三联生活周刊做得很不错了,不错到什么程度,我一口气读完王小波的专题后睡的觉,做梦就梦见他出书的事情。 但我不会掏钱买他来读了,很矛盾,就一个原因,它基本对我没什么用,知识界和文艺界分离了,然后知识界也按照不同的专业分立了,而且这种分离和分立越来越深化,以至难以找到交集了,没有共同语言了,没有公共话题了。这就我看到的世界。我们被高度的专业化,朝某一个方向加速前进,无暇顾及身后被我们抛弃的东西,也许被弃之物本来很重要,但是已经不在我们的视域了,这是不是很悲哀,但是你不这么走也将会被视为一种悲哀,甚至更甚。这是不是没有知识分子了的一个原因?以后是不是只能站在专业把握世界呢?还有什么其他模式? 11/04/2007 纪念一下我心中的王小波我看王小波好像比一般人早一些,大概那时他还没死,可能我当时还是小学六年级,如果不是的话,最晚也是初一,具体时间再也想不起来了。 是在我舅舅家看到的那本《我的精神家园》,忘记喜欢到什么程度了,总之读了好多页,后来那书在他家找不到了,还觉得很可惜。从那之后记住了王小波这个名字,初二在河西教育局的小图书馆借了本《地久天长》,是小说和剧本的合集,那个地方是我初中看书的主要去处,简直是个天堂,在那里还记住了孔庆东那个好玩的人,虽然我一点也不武侠。回想那正是对性最懵懂的时期,当时就已经看到《东宫西宫》那样剧本了,最深的印象是红拂夜奔,唐传奇改编的一系列故事,还有那篇写文革时期爱情的地久天长,这些故事的名字如果记错了不要怪我,我向来对小说不够敏感。 如果说对他的杂文更感兴趣一定会激起不少男性同胞的赞同,后来回想那确实是一种智力崇拜。 王小波确实可以称得上我的一件重要的精神事件,但是我后来(高中以后)一直觉得,这件事发生过了就不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毕竟不同于经历过文革的老一代人,我们出生的时候就相对自由得多了,虽然更大的开放还是在小波去世后的这10年,拜互联网的诞生所赐。王小波让我看到的是一个自由舒展的精神世界,同时也告诉我现实里有那么多无趣的事情和人,要我警惕不要变成他们那样,要多体验些新鲜的东西,追求一个多样化的世界,这可能比后来接触到自由主义理论更重要,虽然它并不理论化,是最能打动年轻的心灵的诗意的阐释。 我渐渐偏向保守,自由主义仍然是向往的理想世界,但是已经知道规制对现实世界的重要。我们的世界已经变了,小波是个理想,如果他活在今天肯定不是97年的样子,就像小野洋子说,列侬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尝试搞点互联网上有趣的艺术设计。 这就是我昨天拿到《南方人物周刊》“王小波10岁”时想到的,这期专题做得实在乏善可陈,但是可以理解,都10年了,你还希望能说出什么。 03/04/2007 我的和谐社会理想和乔羽同学从工作聊到社会和政治,最后他要下了,我碰出一句:“未来的中国,应该是精英进入底层,通过在社会的中间地带依靠中产阶级的支持建立一个庞大而多元的非政府 组织群落来重构社会的微观基础。“ 这是我应然的社会理论,但现实是中国大概会走一条家长制的路线。而且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前景也有不确定性,虽然目前来说中国社会可能要比《下流社会》描述的情况好些,或许有人不同意,认为比下流社会描述的还糟,我只是直觉,没有数据不敢说。 现在又想,商业的力量会在整个过程中起什么作用呢,以前我可能会认为商业会受政治精英的主导,现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盛行让我们发现似乎是低估了商业本身的能量,资本主义过去几十年来巨大的成功已经重塑了人的社会角色,现在商业精英本身就具有了重塑社会的能力,一个从商业社会基础上萌芽的非营利和非政府组织占主导的社会雏形已经出现在世界的一些地区,未来这些组织会如20世纪后半叶迅速膨胀的商业组织一样取得惊人的成就。 01/04/2007 无题1953年,《等待戈多》在巴黎首次公演,观众反应相当冷淡。评论家玛丽亚·曼内斯直截了当地说:“没有比它更糟的了。”甚至有演员演完后说:“我一点都不懂。”但是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加,再加上罗伯·格里耶等名家的推荐,傲慢的巴黎人接受了这一反戏剧的探索,这部戏剧接连上演三百余场,轰动一时。 那期周末画报没买到,正好看到这篇文章,让我知道了为什么建筑设计类、城市类和时尚类杂志有存在的意义(原来只是感觉喜欢,现在有了理解)。 初次见到丁三,一定是在单向街,但终于对他有印象肯定是见了多次以后,他来历不明的口音让我几乎不能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但我觉得他的笑容很纯洁,展露的牙齿像他的生活一样毫无规律。 调查的过程很辛苦,很好玩,老外眼中的中国太奇异了, 京京的文章有介绍,如果她把调查结果分析一下写出了来会很有趣。前天的聊天感觉我们认识了好几年,其实才半年多,而6年来,这个女孩的心灵所经历的一切以及她如何成为今天的样子实在成了一件令人好奇的事,将来她会继续她的传奇,就像她的名字代表的城市一样。 28/03/2007 发发牢骚本来就是告诉一声有些朋友我不在新浪财经了,言外之意是关于证券方面或者新浪财经有什么动态的问题不要再问我了,可是自从他们知道我的新去处(还只是我没决定的新去处)有解决北京户口的可能性之后,就穷追不舍,问个没完,即使他们现在的职业和做这份商业杂志有点不靠谱…… 也许很多人认为我不太正常,我就是听不得价值观相左的人跟我谈话,一听我就心里难受得要命,我也听不得有人说我喜欢的杂志不好,虽然有一定道理,我最近越来越固执己见了,不过我不会打人,也很少骂人,没有打算成为一个愤青,可是这两天遇到这事的确叫我郁闷,甚至有点暴躁不安,现实逼得你有时候做不成一个保守主义者。 在这发发牢骚。 《IT经理世界》答应让我去,东企还在联系中,真的感兴趣的同学愿意帮忙联系,其他动机别问我。 26/03/2007 牛B的郝舫很长时间没更新了 我希望牛市快过去,过去就省心了,瞎折腾 昨天下午去听了郝舫 rolling stone中文版那些人的聊天,郝舫真牛B,最近看到知识分子就特感动。 聊天最后,有人问他,“你当年在人大是学哲学的,现在还在关注哲学问题吗,关注哪些问题?” 他说这个时代谈哲学有些奢侈,但是他的确还在关注一些问题,比如管理的盛行,消费主义。他说,60年代以后,摇滚、嬉皮士、嗑药……这些当初用来对抗社会的东西最后都变成了消费品,都被经营了。《最后的知识分子》讲的那些人在1990年代前左右了美国社会所有的文化问题的方向,但是之后他们都在商业化下溃败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变得那么聪明,把所有的东西都玩弄于股掌之上,连知识分子也没有逃脱。他一两年内要写出书来。我等着看他的思考…… 25/02/2007 《全球新舞台》
19/02/2007 解读中国银行类股受追捧的深层原因这篇文章写的真不错,有必要抄在这里。我读完的感觉是 ,中国的国有银行早晚有一天会接连倒下,但是现在还是可以下大单买入期待高回报,有人说短期内要“远离地产,远离银行”,那就等洗盘洗干净吧。 解读中国银行类股受追捧的深层原因 文/Michael Pettis 一位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的高层管理人员在去年11月的一次银行业会议上幽默地表示,中国银行的估价远远高于会议的主办方汇丰银行(HSBC)。中国银行首次公开募股 的定价是其帐面价值的3倍,之后一度达到3.4倍,而汇丰银行约为2.1倍。这位管理人员还表示,中国银行改革的批评人士仍在抱怨该行的不良贷款,这些人 或许没有抓住重点。市场对中国银行业的评价十分明确:中国的银行发展状况良好,市场对它们股票的高估价是无可厚非的。 乍看他的意见似乎很 合理。毕竟股价包含了一些信息内容,并且市场的估价也必然反映投资者的真实观点。中国工商银行(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ICBC))在10月下旬进行的220亿美元首次公开募股(IPO)从各个方面来看都取得了成功,这也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公开募股。它获得了大约50 倍的超额认购,并且在挂牌交易之后股价马上飙升15%。与中国的其他银行最近大获全胜的IPO一样,ICBC的成功似乎再次证实了一点:国际市场热爱中国 银行业。 但是,市场通常会考虑各种信息。中国的银行股及全球的其他银行股反映了投资者不同的考虑,因此认为两者所包含的信息一样的想法是 错误的。花旗银行(Citibank)或者汇丰银行的股价表现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投资者对它们的贷款质量及收益水平的评估,然而中国银行类股的股价变 动却反映了截然不同的讯息。 这是因为偿付能力悬殊的不同公司的股价可以受到不同种类信息的影响。虽然中国银行业最近几年在贷款方面有了明 显的改善,但是它们要达到健康发展且管理稳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不良贷款及其他资产被正确估价,中国的银行实际上都资不抵债。惠誉国际评级 (Fitch Ratings)在2006年11月的一份报告中对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总额进行了估计,并在假设不良贷款回收率为30%的基础上对这一数值进行了计算 (不过中国银行业的平均回收率仅为20%左右):中国银行业的未兑现损失总额为2,500亿美元左右,比它的资本与准备金的总和高三分之一以上。 这 个计算没有包括过去两年贷款飞速增长所产生的不良资产估计值。中国的贷款额在2006年上半年就增长了10.2%。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极快的贷款增 长必将导致不良资产的大幅飙升。惠誉的数据没有包括由资产管理公司通过低息债券收购的3,000亿美元的不良贷款,如果按市价核算,这笔债券中还应该包括 10-15%的冲减。把所有这些调整都考虑在内之后,中国的每一家大银行的负债实际上都已超过了资产的真正价值。 股票价格所包含的选择性 由 于中国的银行业实际上是资不抵债的,因此它们的股价所包含的信息内容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具有偿付能力的银行。高估价通常反映了投资者对股价低波动以及平稳上 升的预期,但是股价能衡量很多因素,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股价上升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反映了投资者对波动的预期。中国的银行类股就属于后者,它们的市场估价往 往反映了其股价包含的一个非常强势的组成部分──选择性。 有一种方法有助于理解股票的市场估价:把它与看涨期权进行类比并对股票的价值进 行分解。外界普遍认同,股票和公司运营的资产之间的关系与看涨期权和公司基础资产之间的关系类似。期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执行价决定的。对于股票来说,它 相应的“执行价”就相当于公司的总负债,因为股票持有者“拥有”公司支付负债后所剩的价值,这与看涨期权投资者“拥有”高于执行价部分的资产的道理是一样 的。 看涨期权在基础资产超过执行价时具有内在价值。与此相似,当一家公司具有偿付能力,比如公司资产的市场价值高于负债时,这家公司的股 票就具有了相当于两者之差的内在价值。如果所有资产及负债都以真实的市场价值计,股票的内在价值与帐面价值相同。由于这个前提条件基本不会实现,因此内在 价值往往远远高于或低于帐面价值。只有具有偿付能力的公司股票才具有内在价值,而且资产与负债之差越大,股价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就越高。对于那些偿付能力极 高的公司而言,内在价值是股价中最大的组成部分。 但是内在价值还不能全面反映股价。看涨期权的价值必须总是高于它的内在价值,与此相同, 股票的价值也要高于它的内在价值。这么说最主要是因为股票持有者受资产下跌的影响十分有限,但是资产价值上升的影响却是无限的。股票价值高于内在价值的部 分被称为“时间价值”,它衡量公司资产价值预期波动的大小。当预期波动升高,时间价值就会上升。未来资产价值合理变化区间越大,时间价值就越高。如果资产 价值飙升的几率非常高,即使资产价值暴跌的可能性同样高,但是考虑到资产价值下跌产生的有限风险和价值飙升的无限影响,这必将带来非常高的时间价值。 与期权价格类似,一家公司的股价相当于内在价值及时间价值的总和。这两者之间的比率依公司的偿付能力不同而变化。时间价值在资不抵债公司的股价中所占比例为100%。对于具有偿付能力的公司而言,时间价值在股价中所占比例会随着资产价值相对负债的稳步上升而不断下降。 有偿债能力与无偿债能力 随 着一家公司资产价值相对于负债逐渐增长,公司股价对资产价值变化的敏感度逐渐增强。如果是一家无偿债能力的公司,这种敏感度将极低,换言之,资产价值对股 价的影响很小。对于有偿债能力的公司而言,情况则恰恰相反。这些公司股票价值的变化相当于资产价值变化的敏感度极强,资产市值的增长或下降可以对公司股票 价值将产生巨大影响。 对于内在价值较高的企业而言,投资者对其资产价值的评价可能成为影响其股价变化的重要因素,资产价值将直接影响其内 在价值。一些公司可能拥有各种不同资产,并且各资产之间并不存在很大关联,平均来看,这样的企业其总价值不会有太大变化。管理完善的银行也是如此,它们的 贷款分散在各个行业、各个地区。对于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而言,内在价值越大,其股价的波动性越小。 有些时候,股票的内在价值很低,或是根 本没有内在价值。比如,新成立的互联网公司的股价几乎完全由时间价值组成,因为这些公司的内在价值很低。不过,尽管互联网公司资产不足,但却常常获得很高 的估值。乍看起来,这显得有些荒唐,因为我们通常都将高估值与低波动性联系到一起,但互联网公司估值高的原因却恰恰在于他们未来的前景充满不确定性──既 可能在一夜之间倒闭,也可能在未来获得丰厚利润。 无力偿债或偿债能力很低的公司内在价值也很低,或是根本没有内在价值。它们的负债并不比 资产价值少太多,有时甚至高出很多。同互联网公司一样,它们的价值也仅由或基本由时间价值组成。不过,如果相关资产价值的波动性很大,无力偿债公司的股票 会象认购期权和互联网类股一样也具有很高的估值。它们的价值不包括净资产,但却包括公司在未来创造很高收入,或资产值大幅上升的可能性。 这反过来说明,相关资产的价值对股价的影响微乎其微,除非资产价值增加到足以达到或超过负债的水平。无力偿债公司的股价可能主要因对波动性预期的改变而涨跌;因为波动性预期常常会剧烈变化,其股价的涨跌幅度明显高于总体市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 国的银行类股就是这种波动模式的典型。它们的股票并没有内在价值,因为其负债已经超过了资产价值。不过,尽管投资者可能认同中国的银行已经无力偿债的看 法,但他们也认为这些银行类股同互联网初创企业的股票一样,价值很高。这是因为在对此类股票进行估值时,相关资产的价值远没有资产的预期波动性重要。 中 国银行业的品牌价值同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不论投资者对不良贷款总量何等悲观,只要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前景波动性极大,就会对使其能够涉足到这种波 动性中的认购期权给予很高的估值。恰恰是由于中国大型银行的股票没有内在价值,它们就成为了纯粹压注中国经济波动性和增长率的最佳资产;因为中国正在进行 大胆的改革,这就使银行类股颇具价值,尽管它们本身的状况并不好。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前行,只要在可预见的未来,GDP增长率有望继续保持在高位,银行类股 的股价就不会下跌,甚至会继续走高。但当经济出现危险的信号时,或当预期GDP增长率大幅向下修正时,银行类股的跌幅也将格外地大。 这并 不是市场首次对无力偿债的银行的股票给予很高的估值。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迅速变革的过程中几乎总会看到其银行类股获得很高的估值,即便在银行的贷款状况常常 受到质疑时也是如此。近期的一个例子就是1990年至1992年间墨西哥发生的情况,当时总共18家国有商业银行全部实行了私有化,这是大幅改革墨西哥经 济和政治状况的进程之一。 墨西哥当时刚刚从近10年的经济危机中走出,同如今的中国一样,墨西哥的改革也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高涨的乐 观情绪。在多年的政府管理不善之后,墨西哥的前景似乎具有了巨大的潜力,尽管改革的过程也充满了风险。由于未来的预期GDP增长率充满了很高的波动性,投 资者对能够涉足墨西哥经济波动性的方式给予了极高的估值,同样,投资者也会愿意付很高的价格购买具有高波动性资产的期权。 这让外界了解到 他们愿意为私有化的银行付出多高的价格。尽管政府部门负责出售过程,但18家银行卖出的价格仍令人深感震惊。墨西哥银行的贷款组合往好了说也是可疑的,而 且从技术上说,几乎所有银行都已经无力偿债,但它们却平均卖出了帐面价值3倍以上的价格──鉴于当时全球的利率水平比现在高出许多,这个幅度的确很大了。 这些银行的估值标准甚至超过了世界上一些最大的银行。在私有化后,墨西哥最大的银行Banamex的价格与帐面价值比达到了墨西哥最大的债权人花旗银行 (Citibank)的近两倍。 不稳定的估值 毫不奇怪,墨西哥投资者和外国投资者对墨西哥银行股的高估值 是相当不稳定的。随着改革的积极影响第一次显现,股票的估值升得更高,但这种现象并不持久。1994年墨西哥危机期间,股价先是摇摆不定,随后终于一蹶不 振。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随着墨西哥经济前景的变化,墨西哥的股价也剧烈振荡。 到1998年,随着墨西哥和亚洲的金融危机导致墨西哥增 长前景放慢,Banamex的股价差不多只有其帐面价值的一半。不良贷款也开始猛增。到九十年代末,墨西哥政府对银行的不良业绩极度担心,为此,他们允许 并鼓励银行将股权出售给资产状况较好的外国投资者。如今,墨西哥大多数主要银行均是外国人控股。花旗银行就是在2001年收购Banamax的。 从 经历过改革的发展中国家那里,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记取。中国银行业IPO的成功不应被视为是对其银行体系健康状况或其银行业改革进程的一种肯定。像墨西哥 及其他曾进行过大力度改革的发展中国家一样,IPO的成功主要反映的是,投资者愿意在结果可能非常多变的一系列事情上碰碰运气。 预期的高波动能导致很高的股票价格和期权价格,但就像经济面的好消息能让已经很高的股价进一步窜升一样,一旦有坏消息,它们也会一落千丈。 这一点对银行业监管机构很有启发。经济学家多年来一直认为,中国的银行监管方需要一种更有效的监督系统。虽然这个机构有大量富有才干的管理人士,但是,中国银行系统的“门道”很深,很不容易管理,而且,它还经常牵涉到敏感的政治因素,导致问题很难被发现和解决。 以前有人认为,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让银行上市来解决。的确,证券市场的功能之一就是清晰地反映市场对风险和价值的认知,这些认知可以为监管机构提供参考。 中国监管机构希望,将大型银行在国际市场上市后,遍布世界各地的数千富有经验的投资者将有助于评估和判断这些银行的经营表现。不过,很难说银行股价的变化是否对监管当局起到了提示作用。股价飙升并不说明投资者对中国银行业的改革步伐或对不良贷款的处置感到满意。 它只说明,投资者在对中国的GDP高增幅还将继续下赌注。在这种心态下,如果中国开始进入长期经济增长真正放缓的阶段,那么,即使银行不良贷款状况有所改善,银行的股价仍会大幅下跌。 只有到了中国银行业的偿付能力达到相当健康的水平时,其股价变动才会折射出有价值的信息。但就眼下来说,虽然中国银行业IPO很受市场追捧,但它并不说明市场对中国银行系统已作了评估、认为它很让人满意。 相反,它传达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信号,那就是:中国的银行类股是针对中国经济波动性做投机的一个很好的途径。乐观人士(比如我)或许会认为,长期来讲,这可能会是一次运气不错的下注,但就目前而言,任何人都不该为银行近期的股价表现而欣喜若狂。 中国银行系统仍是一团乱麻,在我们看来,恐怕它还需要相当一段时期才会彻底改变现状、走向有序。同样,要让银行股的股价能反映银行业基本面的改善,恐怕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Michael Pettis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就读该学院的研究生Chang Hui协助作者为本文搜集了相关数据。) 11/02/2007 Sony Reader![]() sony虽然现在雄风不在了,但是我对sony的东西还是满喜欢的,用过walkman、数码相机(傻瓜机和单反),感觉都还不错。今天看到它出了这么个东西,真挺打动我的,关键是它能在线购买、租借电子版的书籍,然后给你和捧着一本纸制书阅读相似的体验。当然这东西不可能太成熟(比如电子书销售模式,设备的实际操作的简易性等),但是这无疑是个好开始,web兴起了,但是阅读习惯未必要彻底改变,书籍出版的传统模式也未必变得面目全非,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捧书本阅读是嵌入人类基因的本能行为,而书籍的传统形态可能在e时代通过新的技术复兴。 看看广告吧,Sony Reader: http://www.learningcenter.sony.us/assets/itpd/reader/?DCMP=Reader_banner&HQS=NYTim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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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legacy of Milton Friedman, a giant among economists 经济学人中的巨擎密尔顿·弗里德曼的遗产
Corbis
IN1946 two American economists published a pamphlet attacking rent controls. “Itwas”, recalled one of them many years later, “my first taste of publiccontroversy.”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no less, a criticdismissed “Roofs or Ceilings” as “a political tract”. The same reviewer gavethe pair a proper savaging in a newspaper: “Economists who sign their names todrivel of this sort do no service to the profession they represent.”
1946年, 两名美国经济学家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攻击租金管制制度。“那是我第第一次尝试参与公共讨论。”其中一位在多年之后这样说。在《美国经济评论》,一位评论者甚 至只是将“内表面积还是屋顶”一书当作一本“政治小册子”。同样的评论者在一份报纸上送出了第二份恰当的讽刺:“在这类没什么价值的文章上签上自己名字的 经济学家无益于他们所代表的专业。
Thereminiscing author was Milton Friedman, who died on November 16th, aged 94. In the wake of the GreatDepression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with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still young,championing the free market was deeply unfashionable, even (or especially)among economists. Mr Friedman and kindred spirits—such as Friedrich von Hayek,author of “The Road to Serfdom”—were seen as cranks. Surely the horrors of theDepression had shown that markets were not to be trusted? The state, it wasplain, should be master of the market; and, equipped with John Maynard Keynes's“General Theory”, governments should spend and borrow to keep the economytopped up and unemployment at bay.
那文章的作者便是11月16日去世,享年94岁 的密尔顿·弗里德曼。在大萧条的复苏期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凯恩斯革命仍然生气勃勃,他们将自由市场经济学打入冷宫,甚至(或者说特别是)在经济学家中盛 行。弗里德曼先生和具有同宗思想的人物——比如《通往奴役之路》的作者,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都被视作异教徒。诚然,大萧条的教训确实显示出了市场 并不完全可信赖?清楚的是,国家应该做市场的干预者;并且根据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通论》(全称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政府应该支出并且借款 以保持经济的额外支出达到期望的数量,并把失业率保持在警戒线以内。
Thateconomists and policymakers think differently now is to a great degree MrFriedman's achievement. He was the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 of the second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Keynes died in 1946), possibly of all of it. In 1998, in “Two LuckyPeople”, the memoir he wrote with his wife, Rose, he could claim to be “in themainstream of thought, not, as we were 50 years ago, a derided minority”, andno one could dispute it.
现在,之所以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改变了思考问题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弗里德曼先生的成就。他恐怕是20世纪后半叶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恰好凯恩斯在1946年去世),至少也是最可能获此评价的人。1998年,在他和妻子Rose二人合著的回忆录《两个幸运的人》中,他能够宣称他们“已经置身于一个伟大的思想传统之中,而不是像我们在50年前那样,仅仅是一撮被多数人嘲笑的小群体”,今天已经没人能质疑这种说法了。
PerhapsMr Friedman became not only a great economist but also an influential onebecause he had a love of argument. As a boy he liked to make himself heard. Heclaimed to have had few memories of a school which he attended in Rahway, theNew Jersey town his family had moved to when Brooklyn-born Milton was 13 monthsold, but he remembered getting a nickname. “I tended to talk very loud, indeedshout”; so when someone mentioned the proverb “Still water runs deep”, he wasdubbed “Shallow”.
也许弗里德曼先生本来就不想仅仅做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而是一直就想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因为他爱好辩论。当他还是一个男孩的时候,他就开始追求声名了。他13个月大的时候随全家从他出生的纽约布鲁克林区搬到新泽西郡,他说过他对在Rahway就读的学校记忆很少,但他记得他得到了一个绰号。“我习惯高声谈论问题,说我是在“嚷”也不为过;所以当有些人提到一种说法形容某人安静而学识渊博,称作“高深莫测”时,正相反,他就被起了个绰号叫“浅水沟”。
Hisclassmates could scarcely have chosen a less apt moniker. Directly orindirectly, Mr Friedman brought about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way hisprofession, politicians and the public thought of economic questions, in atleast three enormously important and connected areas. In all of them histhinking was widely regarded at the outset as eccentric or worse.
他的同学们很少会获得这种难得的昵称。直接或间接地,弗里德曼先生就给他的专业领域带来了深具影响力的改变,包括经济问题的政策面和公共思想层面,至少涵盖了三个极为重要而且密切相关的领域。在所有这些领域中,他的思想都被广泛的看作是异议甚至是通往更糟地步的开端。
Thefirst of those areas is summed up by “Capitalism and Freedom”, the title of abook published in 1962 (see our review). To Mr Friedman, thetwo were inextricably intertwined: without economic freedom—capitalism—therecould be no political freedom. Governments, he argued, should do little morethan enforce contracts, promote competition, “provide a monetary framework” (ofwhich more below) and protect the “irresponsible, whether madman or child”.
这些领域的其中之一,在一本题为《资本主义与自由》的书中得到汇总,这本书出版于1962年。在弗里德曼看来,两个问题是紧密连联系的:没有经济自由——资本主义——就没有政治自由。他认为,政府应该尽量减少制定强制性规定,鼓励竞争,“提供一个价格机制”(下文会详细讲述)并且保护受忽视的群体,不论精神病患者还是儿童。
Freedom fighter自由斗士
Toshow where Mr Friedman thought the limit of the state should lie, the booklists 14 activities, then undertaken by government in America, “thatcannot...validly be justified” by the principles it lays out. These includeprice supports for farming; tariffs and import quotas; rent control; minimumwages; “detailed regulation of industries”, including banks; forcing pensionersto buy annuities; military conscription in time of peace; national parks; andthe ban on carrying mail for profit.
对于弗里德曼先生所认为的国家干预的界限在哪里的问题,那本书罗列了14种行为,而后为美国政府所接受,根据它所阐释的原则“它还不能被充分地评价”。它包括以价格机制为农产品市场的基础;关税和进口配额;租金控制;最低工资;“规定产业政策”包括银行业;强制个人购买养老保险;和平时期的兵役制;建立国家公园;禁止有偿邮递。
Althoughthe state still does a lot of this, it does less than it did; and little if anygoes unquestioned.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draft, in particular, Mr Friedmancould claim some credit: a surprise, perhaps, to those who saw him as aright-wing ideologue. Conscription—“an army of slaves”, as he put it to WilliamWestmoreland, the army chief of staff—was illiberal: in peacetime, there was nojustification for not hiring volunteers at a market wage.
虽 然国家在这些方面仍然在采取措施,但是比起那个年代却少多了;而且几乎没有一个方面可以说做到了无可挑剔。尤其在对待取消强制兵役方面,弗里德曼先生的主 张,或许都令那些视他为右倾意识形态代表的人们惊讶。兵役——“强制兵役”,是一种侵权行为:在和平时期,不按照劳动市场的工资标准雇佣志愿者的行为是不 公平的。他把这些意见发给了WilliamWestmoreland将军——军队征兵负责人。
Soonafter becoming president, Richard Nixon set up a commission, on which MrFriedman sat, to examine the argument for abolishing the draft. (Nixon hadalready been persuaded that it should go.) Conscription was ended in 1973, bywhich time the Vietnam war had anyway turned public opinion against it. MrFriedman wrote, “No public-policy activity that I have ever engaged in hasgiven me as much satisfaction as the All-Volunteer Commission.”
成为总统后不久,理查德·尼克松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弗里德曼先生被邀加入,这个委员会旨在考察关于取消兵役制的争论。(尼克松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被说服了。)强制征兵制终于在1973年终结了,当时越南战争已经转变为被公众所反对的行动。弗里德曼先生写道,“再没有一个我所参与的公共政治运动能够像联合志愿军委员会这样给我如此大的满足感了。”
Second,Mr Friedman revolutionised how economists and policymakers treated money andinflation. Until he showed otherwise, post-war governments seemed able to tradeoff un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a long-term statistical link between the two,known as the Phillips curve after the New Zealander who noted it, appeared toprove as much. By loosening monetary policy, governments could apparently buy areduction in unemployment at the price of a little more inflation. 第 二,弗里德曼先生革新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应该如何看待货币和通货膨胀的问题。直到他发表了不同的见解之前,战后的美国政府似乎有能力平衡失业和通货 膨胀(这对矛盾):一个长期的两者的统计相关性为此提供了显见的证明,在一位新西兰人对此进行了计量分析之后,该理论得名菲利普斯曲线,从此为大众所知 晓。通过放松货币政策,政府能够在表面上用高一些的通货膨胀的价格换来一个失业率的下降。
This,said Mr Friedman, addressing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as its presidentin 1967, was an illusion. Pumping up demand pushed down unemployment only byfooling workers into thinking that wages had risen relative to prices, makingthem more willing to offer their labour. Once the truth dawned and theydemanded more pay, unemployment would rise back to its “natural” rate. Ifgovernments tried to push unemployment below this rate, in the long run theywould succeed only in pushing inflation ever higher. Edmund Phelps, winner ofthis year's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made a similar observation at around thesame time.
弗 里德曼出任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时说,这是个错觉,扩大需求能降低了失业率只是通过愚弄劳动者,使他们以为工资已经随物价上涨而提高,使他们更愿意出卖自 己的劳动力。一旦真相暴露,他们要求更高的报酬,失业率又会修正到它的“自然”水平。如果政府试图降低失业率,在长期看来他们只应该设法使通货膨胀率更高 一些。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在同一时期做过一个相似的考察。
MrFriedman's work was embellished by others, who modelled firms' and workers'expectations in a more sophisticated way. What really counted, though, was thathe had spotted a flaw in economic orthodoxy before it was made obvious byevents. In the 1970s rich economies suffered rising inflation and higher, notlower, unemployment, despite governments' efforts to inflate their way out of trouble.Mr Friedman said this was futile: governments simply had to adopt a stablemonetary framework. By this he meant setting a target for the growth of themoney supply, a rule known as monetarism.
弗里德曼先生的工作其实被许多其他人充实丰富着,他们中包括那些用更加高级的方法为公司和劳动者的预期建立模型的人。这些数学模型的演绎帮助他发现原有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些不完美的问题,而那恰好在一些重要事件发生证明这些问题的存在之前。在1970年代富裕的美国经济承受着增加的通货膨胀和更高的而不是更低的失业率的压力,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去消除麻烦,但弗里德曼先生说这是徒劳的:政府只是被迫去采取一种稳定的货币政策。据此,他提出应设定一个货币供给量的增加目标,这一法则就是众所周知的货币主义。
Hisdiagnosis of monetary ills and prescriptions for monetary policy long predatedthat presidential address. In 1963, with Anna Schwartz, he published “A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a monumental labour.The book traced a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ate of monetary growth andthe price level. Most eye-catching was its analysi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or,as the authors called it, the Great Contraction.
他关于货币病症的诊断和货币政策的建议都远远超前于总统演说。在1963年与AnnaSchwartz合著的《美国货币史1867-1960》,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成果。该书探寻了货币增长率和价格水平间的因果关系。其焦点是它对于大萧条——或者按照权威人士的称呼:大紧缩——的分析。
TheAmerican economy shrank so much between 1929 and 1933, they argued, not becauseWall Street crashed, because governments put up trade barriers or because undercapitalism slumps are inevitable. No: trouble was turned into catastrophe bythe Federal Reserve, which botched monetary policy, tightening when it shouldhave loosened, thus depriving banks of liquidity when it should have beenpumping money in.
美国经济在1929年到1933年间陷入大萧条的原因,在他们看来,不是因为华尔街的崩盘,也不是因为政府建立了贸易壁垒或者资本主义脆弱性的必然。都不是:而是制定那些糟糕货币政策的美联储将一场麻烦变成了大灾难,应该放松(银根)的时候却紧缩,在银行恰恰需要注入资金的时候却非要降低银行的流动性。
HenceMr Friedman's mistrust of independent central banks: “To paraphrase Clemenceau,money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 the Central Bankers.” He thought theyshould limit inflation by targeting the rate of growth of the money supply.Aiming for inflation directly, he thought, was a mistake, because central bankscould control money more easily than prices.
因此,弗里德曼先生对央行的独立性深表怀疑:“借用Clemenceau的话,货币是个过于严重的问题,不能把决定权它交给央行。”他认为他们应该通过制定货币供给增长率目标来限制(政府)干预。他认为,追求直接干预是错误的,因为央行能比价格机制更容易地控制货币。
Brilliantas his monetary diagnoses were, on the details of the remedy he came out on thewrong side. Controlling the money supply proved far harder in practice than intheory (notably in Britain in the 1980s: Mr Friedman grumbled that the Britishauthorities were going about it in the wrong way). These days many centralbanks are not only independent of government but also have inflation targets—towhich, by and large, they get pretty close. The Federal Reserve has evenstopped publishing M3, a broad measure of the money supply. Writing in the WallStreet Journal when Alan Greenspan stood down as Fed chairman in Januarythis year, Mr Friedman did admit that he had underestimated central bankers'abilities—or Mr Greenspan's, anyway.
尽管他对货币疾病的诊断是睿智的,但是在治疗的细节上他也会犯错。控制货币供给量在现实中要比在理论上困难得多(典型的案例是1980年代的英国:弗里德曼先生曾抱怨说英国执政者正走在错误的道路上)。当时各国的央行不仅独立于政府而且都有干预目标——通常这些目标还都非常类似。联储停止发布广义货币供给量M3。在华尔街日报上,弗里德曼先生终于撰文承认他低估了央行的能力或者格林斯潘的能力,艾伦·格林斯潘是在那年1月就任美联储出席的。
Third,Mr Friedman laid the foundation of modern theories of consumption. Keynes hadposited that as income rose, so would the proportion that was saved. Economicdata bore this out only up to a point: though the rich had higher saving ratesthan the poor, aggregate saving rates did not rise as countries became richer.
第三,弗里德曼先生是现代消费理论的奠基人。凯恩斯已经宣称过,当收入增加时,更高的比例会用于储蓄。经济数据只证明了一点:富人比穷人有更高的储蓄率,但是一国的总储蓄率并不会随着国家变富而升高。
MrFriedman resolved this apparent paradox with a theory known as the permanentincome hypothesis, set forth in 1957. People, he suggested, did not spend onthe basis of what their income happened to be that year, but according to their“permanent income”—what they expected to have year in and year out. In a badyear, therefore, they might dip into their savings; when they had a windfall,they would not spend the lot. He called the hypothesis “embarrassinglyobvious”; but in hindsight, many of the best ideas are. It was good enough,with his work on monetary analysis and stabilisation policy, to win him a NobelPrize in 1976.
弗里德曼先生用众所周知的永久收入假说理论解决了这个明显的矛盾,发表于1957年。 他认为,人们并不是基于他们当年的收入多少来消费的,而是根据他们的“永久收入”——即他们预期他们在该年和该年以外的时间里所获得的收入。因此,在坏年 景,他们可能调低他们的储蓄水平;当有意外所得时,他们也不会消费更多。他称此假说为“尴尬的显而易见”;但许多最好的思想都是被人们后知后觉的。它就属 于这种足够好的思想,他凭借货币分析与稳定政策的贡献获得了1976年诺贝尔奖。
Spreading the word传播理念
Gettingfellow economists to accept your ideas is one thing; transmitting them to thelaity in plain English is another. He was a gifted communicator, like manyprominent economists from Keynes to Paul Krugman. For 18 years he had a columnin Newsweek. He and Mrs Friedman wrote a bestselling book, “Free toChoose”, published in 1980, based on a television series of the same name. MrsFriedman, whom he met when they were graduate students in Chicago, was a fineeconomist too and a sharp editor of her husband's work. She survives him after68 years of marriage.
让经济学家们接受你的思想是一回事;把她们用浅显的英语传播给信徒们是另外一回事。从凯恩斯到保罗·克鲁格曼,像他们一样,弗里德曼也是位天才的传播者。18年来,他保持为《新闻周刊》撰写专栏文章。他和夫人写了一本畅销书,《自由选择》,出版于1980年,该书是基于一个同名电视系列片。弗里德曼夫人是他在芝大读研究生时认识的,她也是一位非常好的经济学家,并且是她丈夫著作的一个敏锐的编辑。他们共同度过了68年的婚姻生活。
Politicianswere keen to listen—most obviously Ronald Reagan. Although Mr Friedman metMargaret Thatcher and her government's policies bore a monetarist mark, she wasprobably influenced more directly by Hayek than by him. Mr Friedman washeartened by Reagan's willingness to support the Fed's tight monetary policy inthe early 1980s and by his pro-market, small-government instincts, borne out inless regulation and the tax reform of 1986. He was disappointed by developmentsafter Reagan left office. He would have preferred Donald Rumsfeld, not GeorgeBush senior, as Reagan's vice-president and successor. An appraisal of theRumsfeld presidency must be left to counterfactual historians.
政治家们对此感兴趣——最明显的是罗纳德·里根。虽然弗里德曼和玛格利特·撒切尔会过面,并且她的政府的政策都留有货币主义的烙印,但她或许更直接地受到哈耶克的影响要甚于他。弗里德曼先生按照里根的意愿被安放于核心位置上以支持联储在1980年代早期的推行的紧缩货币政策,并且按照他大市场,小政府的基本理念,倡导更少的规制和1986年的税收改革。他对里根卸任后的发展表示失望。他也对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有所倾向,希望他做里根总统的副总统或者继任者,而不是老布什。至于拉式是否适合接总统的班只能留给爱为历史做假设的学者们思考了。
Hismost controversial listener was neither Reagan nor Lady Thatcher, but AugustoPinochet. The Chilean dictator combined ruthless repression with a taste forfree markets and monetarism. In the latter, he was advised by the “Chicagoboys”, economists educated at the university where Mr Friedman was the leadinglight. He thought they had the economics right, but insisted that his ownconnection with Chile was much exaggerated by those who took him to task atdemonstrations and in print. In 1975 he spent six days there, met GeneralPinochet once and wrote to him afterwards with his economic prescription—aconclusion, he believed, that the Chicago boys had already reached.
他 的最富争议的听众既不是是罗纳德·里根,也不是撒切尔夫人,而是奥古斯都·皮诺切特。这个智利的独裁者把残酷的镇压与自由市场和货币主义的尝试结合到一 起。在不久之后,他采纳了“芝加哥小子”(那些在弗里德曼引领的芝加哥大学接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的建议,他认为他们在经济方面做的很恰当,但是他坚持认 为他和智利的联系被那些把他放进游行口号和出版物中的人们夸大了许多。1975年他花了6天时间在智利,见了皮诺切特一面,并在之后把带有他经济学观点的信发给皮——他得出一个结论,芝加哥小子们已经做到了。
IfMr Friedman had a favourite economy, it was Hong Kong. Its astonishing economicsuccess convinced him that although economic freedom was necessary forpolitical freedom, the converse was not true: political liberty, thoughdesirable, was not needed for economies to be free. Why, he asked, had HongKong thrived when Britain, which controlled it until 1997, was so statist bycomparison? He greatly admired Sir John Cowperthwaite, the colony's financialsecretary in the 1960s, “a Scotsman...a disciple of Adam Smith, his ancientcountryman”. And how much more, Mr Friedman wondered, might America havethrived had it kept its government as small, relative to its economy, as theisland entrepot had done?
如 果弗里德曼有一个最爱的地方的话,那就是香港。它惊人的经济成功使他相信,虽然经济自由对于政治自由来说是必须,但是反过来却并不一定:政治自由,虽然是 美好愿望,但是对于经济自由来说它并不是必要条件。他问道,为什么当英国如此信奉中央计划经济的时候,香港(英国统治它到1997年)却如此成功?他非常推崇乔治·郭伯伟,1960年代殖民地的财政司长,“苏格兰人的他是他的古代的同乡亚当·斯密的追随者”。进一步说,弗里德曼想知道,美国是否能够像那个海岛的贸易中心所做的那样,保持政府相对小于经济的状态下获得巨大成功?
Universityof Chicago Thatlament showed that Mr Friedman, brilliant and influential though he was, didnot win all the fights he picked. Far from it. Education vouchers, which he andMrs Friedman pushed for many years, have gained intellectual respectability butmade limited headway in practice. Government spending, as a share of GDP, didnot budge much even under Reagan and is much as it was when he left office.Only last month, Mr Friedman worried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atgreater state intervention in Hong Kong would mean that the place “would nolonger be such a shining example of economic freedom.”
令人悲伤的是,虽然弗里德曼先生才智过人并且深具影响力,但他参与的每一次斗争却未必都能获胜。恰恰相反,他经常受挫。教育券虽然是他和他的夫人长期推动的计划,也获得了一些知识界的尊重,但在实际中只有很有限的实施。政府支出,作为GDP的一部分,在里根任期内并没有多少改变而在他卸任后却改变了很多。仅仅在上个月,弗里德曼先生在华尔街日报上撰文对更强的国家干预可能使香港失去自由经济体的光环表示忧虑。
Rentcontrol, the subject of that “drivel” in 1946, is still being argued over, notleast in New York City. Should you be curious about Mr Friedman's co-author,look at the photograph above. Towering next to Mr Friedman is George Stigler,the Nobel economics laureate in 1982: friends and colleagues, they stroll onthe Chicago campus, no doubt discussing how to make the world a freer andhappier place.
租金控制,那个1946年的“胡言乱语”的话题,至今还在争论,而且不仅仅在纽约城。你应该好奇那位联合作者是谁了吧,看上面的照片,比弗里德曼高一大头的那位就是乔治·施蒂格勒,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他们是朋友和同事,他们一起漫步于芝大的校园里,没人会怀疑,他们一定又在讨论如何使世界变得更加自由和幸福。 19/01/2007 中国经济论坛![]() 因为是新来的,没什么事情,别的编辑都很忙,所以就得到去天津滨海新区做“中国经济论坛”直播的机会。 新浪的直播其实就是把文字和图片在最短时间内发到网上,前方就是我这样到现场的,获取文字速录和拍照片,有时候还能自己采访一些人,然后把这些材料粗加工发到新浪的后方,由编辑再整理发到事先做好的网页上里。整个过程理论上是几分钟就能完成的,但是像今天遇到的情况,就是天津领导们比较低调,不希望会议上说的一切都被外界知道,所以他们要审稿,不知道审到何年何月了。 不过自己写的新闻稿子马上就能发到网上,虽然一般不署名,但是也挺爽的。(新浪没有新闻报道的执照,但是实际上已经在做自己的报道,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发放执照是早晚的事,不过意义不大,门户不可能养那么多记者,这个空间留给作信息采集更专业的纸媒,这其实是纸媒的资本) 回到会议。 我用很傻的英语问了国际能源署总干事克罗德·芒迪一个很傻的问题,如何看待国际原油价格最近下降,以及降价对世界经济如何影响?旁边一个他的同事还帮我翻译了一下,芒迪是个老好人的样子,简单清楚地回答了问题,录下来,回去重放我才听懂。 另外问了一下伦敦交易所的亚太总裁,祝晓健女士,由于看了很多《经济学人》和FTCN上的故事,所以对伦敦交易所非常向往,于是特意去跟她多聊了几句。下午她的演讲上她做了更详细地介绍,听起来十分专业。我越发觉得伦敦金融城的成功从深层上讲得益于鼓励自由化和创新的英国法哲学的传统,它拥有严格坚持原则但不失灵活性的监管体系。英国重新拾起这个传统,很适合他们自己的发展。但是中国很可能学不来。中国目前是权威家长制的。胡祖六的发言严厉批评了这种政府指导性的金融政策,说政府制定了苛刻上市条件,结果上市公司(在1998年前后上市的公司)还是一堆垃圾,这其实是很丢脸的。但是中国不可能接受英国伦敦的模式。 戴相龙市长希望把天津建成一个像伦敦一样外向型的城市,恢复她昔日的繁华地位,这是梦想,也是无奈。 梦想不多说了,上海金融中心的梦想还正在我们眼前上演。无奈的是天津不这样做就只能一路滑下去,而让她仅仅保持原有的位置,就必须跑得更快才行。表面的低调无法掩饰天津正雄心勃勃的加快步点的实质。依靠天津本地的资源已经无法拯救这个濒临没落的直辖市,他只能无奈地将这里变成一个外向型的开放城市,借助外力,创造一个全新的平台,这是唯一选择。我想长期来看,对本地的老百姓还是有好处的,虽然现在不能让他们获益更多。 临走和胡祖六侃了几句,我说他金融时报上的文章写的深刻,可惜没多聊就上车了。我觉得这个高盛的学者总裁比纯粹的学者和纯粹的CEO都要酷,就像高盛前CEO ,Paulson身兼大自然保护协会会长,而后又去做小布什的财长更酷了一样。这个时代跨界好像是种比较酷的事哈!改天发胡祖六酷照在这。 下午看到我的师傅,帮她考了会议速录,我跟师傅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希望家里的暖气不要再那么冷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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