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别册《城记》写的稿子

天津

中国下一个增长引擎

滨海新区会让天津恢复建国前的地位吗？

追忆似水年华

许多人，包括天津的本地居民已经失去了甚至从未获得过那个远去的繁华都会的记忆，在外国媒体的报道中呈现给世人的天津也经常是改造中的老城厢危陋房屋和哭天抢地不愿搬迁的居民。

要知道，时光倒退到李鸿章兴办洋务运动的19世纪末和袁世凯建立北洋政府的20世纪初，天津是北方最大的商业都会。民国初年的天津，在政治舞台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当时不乏民国总统黎元洪和前清废帝溥仪这些新旧交错年代的代表人物来津避难。数以百计的下野官僚、军阀、政客和晚清遗老都将天津视为避风港，在此积蓄力量，培植党羽，图谋复辟。

建国后，由于实行计划经济，商人、企业家阶层受到压制，天津的商业大都会地位被大大削弱。改革开放后，天津在深圳特区的带动下获准成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1980年代的天津由于轻工业和制造业的发达成为北方的工业重镇，从改名前的天津纺织学院依然保留纺织机械学为核心课程可见一斑，但是天津昔日的繁华景状已一去不返。

1986年，邓小平，这位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在望着渤海湾的盐碱滩涂时说：“你们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的荒地，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市长李瑞环的带领下，天津才第一次将目光移向那片沿海滩涂——后来的滨海新区，并且将城市的希望寄托于此。但是经历过1994年的创业火热期之后，滨海新区的发展就从国人的视野中逐渐淡出。由于1995年国家倾力打造了长江三角洲的经济金融中心上海浦东新区，而且将北京定位为政治中心和北方的经济中心，天津成为中央无暇顾及的孤儿，失去了自身的明确定位。

凤凰涅磐

2005年，天津得到了中央政府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一夜之间成为国家的重要规划，这意味着党和国家要倾尽全力扶持她的发展。今年3月份，天津被列为人大通过的五年经济规划中的多项目标之一，滨海的发展规划也出台了。6月24日，毕业于天津南开中学的总理温家宝借参加亚欧财长会议之机视察了滨海新区，以及天津市内，此次视察在他紧张的日程表中占去了3天时间。此行也可看作是为接下来的胡锦涛主席的视察做好先期准备。

之前的6月6日，中央政府的文件公开宣布滨海要成为一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迄今为止，只有上海的浦东新区享受了这种权利，而且也不过是去年才得到，名称略有不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这些均离不开曾任中央银行行长的戴相龙市长上任后对中央的长期游说。

道路曲折

虽然官方媒体很少直接提及，但是，中国大城市间的竞争从来就是区域经济学者们讨论的热门话题，北京已从北方的政治和经济的双料“中心”定位改为更加合理的政治中心和宜居城市定位，后者显然是为迎接2008年作的准备，天津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北方经济中心的桂冠，去掉了原来“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的“重要”二字，反而更加重要了。

上海作为曾经挑战香港地位的对手，虽然遇到暂时的挫折，但是在未来，它和天津共同作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地位不会有太大变化。也许在和香港对亚太地区乃至全球金融中心的“骨肉相残”的竞争中不具备太多优势，但是受益于我们地域辽阔的祖国和庞大的经济体系，中国完全可以容纳三个，甚至四个金融中心。在当前，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明确分工定位，打造城市独特优势，是比同质化竞争更加理性的选择。

实际上，中央在考虑是否在天津设立股票交易所的问题上就是出于这样考虑。美国两大金融城市，纽约和芝加哥的分工就是很好的借鉴，天津的产权交易所已经承担起了区域非上市公司股权交易的作用，北京的产权交易所很可能会随着政策和定位的明确逐渐合并到天津。金融衍生品交易也是天津可以作为的领域。

和天津市内普通百姓的保守心态相比，滨海的官员们乐于谈论的是金融的国际化。一则经济观察报采访滨海新区金融司负责人陈昉的报道中已经透露出来，他已对外资金融机构的考察应接不暇。长长的活动安排中经常出现Morgan Stanly、Citygroup和Temasek这样的名字。英语和诸如离岸金融这类专业词汇也时常从这些官员的口中蹦出。滨海新区管委会主任皮黔生就是南开大学国际经济学的博士。在一次与上海企业家代表团的会谈中，他就表示，新区管委会的官员大多脱胎于学术圈，没有官僚习气。投资滨海的房地产开发商冯仑也承认这里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要比市内高出几倍。

虽然中央仍给予西部开发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复兴以极大关注，但是投资于沿海发达城市显然会取得更立竿见影的效果。外资和本土实业巨头紧盯着金融领域的开放之机，不希望错过这个新世纪的加速引擎。《中国企业家》杂志的记者早已开始追踪渤海银行的筹备和建立，开发区大量土地的占有者泰达控股希望渤海银行成为实质上自家银行的野心在公司治理问题专家和银监会官员的质疑声中幻灭，而从筹备阶段就入股的外资银行渣打似乎成为最大的赢家。而本月宣布成功控股广东发展银行的花旗集团显然给出了进一步明确的信号。

自深圳蛇口开放以来，认为“开放就是全部卖给外国”的声音一直如幽灵一般缠绕着各地开发区的官员并影响着各种对外开放政策。中央政府也暗示，希望滨海不要担心前不久公众对经济改革的批评，尤其是有关外国投资会带来损害的声音。滨海享有了超越上海的权利，可以暂时抛开“经济过热”舆论的影响，它目标是在下一个五年中，让GDP年增长率达到17%。同时将投资150亿美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到2010年，滨海能再吸引另一个200亿美元外资投资于此。

新区的官员希望哭天抢地的妇女或者无助的农民形象不再出现，他们暗示滨海的土地政策也会采取新的方法，尤其是给予原著百姓以更合理的补偿。而这些土地转手就会成为吸引外资和本土开发商的筹码，在中国做生意的商人都会认真研读国家的政策，外商也不例外。在用土地换资金和技术方面，滨海新区和全国大大小小无数没有正式名份的开发区没有太多不同，我们只好指望我们这一代大学生能够将真正的智力资本投入其中。

起航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