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领袖们就像得到了神启，忙着给自己的城披上金衣。

 

向东方看

美国导演凯文·克斯特纳的《梦想成真》讲述了一个有点荒诞的故事，人到中年而内心渴望追求梦想的农场主人雷，有一天获得神启，说：“你盖好了，他就会来。”于是他着了魔一样铲平了自己的玉米田建造了一座棒球场，没想到他的棒球偶像真的来到那里打球……

这个故事现在发生在亚洲。

在英国《金融时报》韩国首尔会议上，经验丰富的银行家、亚洲地区问题专家戴维·埃尔顿(David Eldon)，将亚洲对“金融中心”的依恋比作这部电影。他指出，亚洲在匆忙复制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成功，却有可能错过真正使自己生机勃勃的因素。

亚洲究竟怎么了？

一向以预言家形象出现的英国《经济学人》11月的一期封面是一位上海姑娘身着旗袍，提着精致的手提袋，身后跟着山姆大叔，喘着粗气，为上海姑娘提着好几个硕大的购物袋。标题是American drops,Asia shops，直译较难，但是显然在表达美国经济陷入疲软，亚洲在上演购物狂欢。

《经济学人》援引IMF的数据显示，美国已经将全球消费冠军的位置让给了亚洲，自从1970年代以来，特别是经过亚洲国家高速发展的五年后，亚洲正逐渐集聚着全球主要的消费者群落。这不仅因为“亚洲制造”增长迅速，更多的是因为亚洲人购买力越来越强。亚洲人正享受着一场物质的狂欢，为了购买从手机到名牌服饰的各种商品，东方人舍得大把地花钱。

房地产市场的数据更具可信性。IMF预测说，今年在不动产领域亚洲家庭的消费将增长7%，而美国只有3%。尽管美国在以时价计算的消费额上仍领先亚洲，增长额也是亚洲的两倍，但以实际购买力计算的话，亚洲的消费者市场已经超过了美国（这种算法更为合理，因为在欠发达国家，房地产和国内服务业的价格要便宜得多，在可支配收入一定的前提下，消费者们可以为耐用消费品和其他购买品留出更大的购买力空间）。按现在的趋势发展，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消费市场规模将在2020年超过美国。

接下来，亚洲各主要城市会发生什么？

运用一下我们最平庸的想象力也能猜到，亚洲的主要城市将以跻身世界大都市之林为宏志，视纽约和伦敦为竞争对手，他们共同追寻的目标将是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经济史学家Gras(1922)提出的都市发展阶段论告诉我们，金融业将成为都市发展的最高阶段。而且金融业比商业、工业和房地产业具有更大的集中度。因此对于发达地区的大城市而言，城市规划者将金融中心的建设作为其都市发展规划的重点是有历史依据的。

在接下去的20年中，亚洲，尤其以中国为代表，将会在以下四种力量的推动下，最终将金融业的发展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

这些力量分别是：1、房地产市场的投资和消费迅速增长，必将带动银行信贷等业务的不断扩张；2、“中国制造”等带来的对外贸易额的快速增长，不仅增加了中国的外汇储备，扩大了银行国际结算业务量等，随着入世的远期效应——深度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出现，也将把中国从出口大国变为一个进口大国；3、由于第2点的出现，人民币作为支付结算手段的职能更加突出，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更加广泛，对国际货币市场影响力更大；4外资在华投资也会随着各领域的全面开放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将有更多的跨国公司总部在中国主要城市设立，跨国公司在大城市的密集度会大大增加，更深层次的财务服务需要相关的金融机构提供更全面的、本土化的、面对面的服务。

以上几点都将促使中国的金融业发展进入全新的阶段，主要城市向区域乃至全球金融中心的目标发起挑战几乎成为必然。

幽灵的威胁

那么，开篇提到的戴维•埃尔顿(David Eldon)先生所言何故呢？究竟亚洲忽视了哪些使一个城市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生机勃勃的因素呢？

在试图破解他的言辞之前，我们或许可以从一位韩国官员对戴维•埃尔顿先生所言的不屑中体会出些问题来，这位韩国官员坚称，对白手起家创造出世界级钢铁产业的韩国来说，创造金融中心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的确，韩国和日本在二战后，都依靠国家扶持建立了钢铁工业，甚至东京也一度直逼纽约的地位，但是今天又怎样呢？低迷十几年的日本经济证明过分由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容易犯重大错误。而且，今天东京证券交易所仍然遍布各种离奇的规定和惯例，阻碍了国际企业来此筹资的步伐。

香港在法律环境方面要好得多，它有庞大的律师、注册会计师队伍，是国际仲裁的理想之地，但是即使各项数据表明香港金融业远高于亚洲其他对手，上个月刚刚去世的密尔顿·弗里德曼先生依然在他生前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表示了对香港有可能深陷权威主义阴影隐隐担忧。

自从养老保险金丑闻以来，唱衰上海的挽歌不绝于耳，与弗里德曼先生对香港的担忧相同，上海笼罩于权威主义阴影之下的危险更加明显，而上海踏上挑战金融中心位置的征程才大约十年。

在后面的文章中我们会探讨纽约、伦敦以及亚洲主要城市在这场竞技中的表现，其中也包括天津滨海新区的状况。

在这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评价这些城市的成为金融中心的标准。

自由和规制永远是讨论制度问题的两个面，如何建立金融中心也不例外，《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说过，成为金融中心的秘诀只有一个，那就是“迎合市场需求”。迎合市场需求其实是通过对自由与规制的把握实现的。通常我们从以下四大方面来评价一个城市在争取金融中心方面的竞争力。它们分别是：1、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2、金融机构安家落户或者搬迁到此的经营成本（包括地租和获得一系列经营许可证的成本）；3、通讯联络成本（涉及电信基础设施的条件）；4、金融法规、监管制度和税收等。

像那位韩国官员所说的，政府主导建设金融中心的方式，或许能在短时间内改善上述四个条件，但是，日本的大衰退，新加坡饱受争议的家长制，亚洲金融危机中倒闭的韩国银行的教训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不能忘记。

亚洲普遍缺乏对权威质疑的勇气，把让别人丢脸看得过分严重，以至亚洲至今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对权力的运用进行责问的机制。权力和商业的结合未必总是意味着腐败，但总是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至少那意味着对自由的威胁。在对待城市发展的问题上，我们是否也应该用亚洲经济学大师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以自由的眼光来看待发展呢？